郭大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他们一共划定了16个地点，挖了4个试掘了2个，其余都没动，后来陆续又发现了27个，整个牛河梁目前共有43个点。50平方公里的遗址群，至今的发掘只占到了1/8。

　　2019年至2021年，在山西夏县师村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庞大的中心性聚落。聚落修建了环绕的壕沟，宽约4米、深约3.5米，是后世护城河的雏形。军事防卫已成必须，意味着聚落之间出现了战争，这也是社会复杂化、聚落中心化的表现。考古工作者还从泥土里挖出了六千年前的石雕和陶雕，形状像桃核，其实是对蚕蛹的模仿。这些蚕蛹雕塑是中国目前最早的蚕蛹形象，加上出土的桑科花粉，考古工作者推断，此地先民已经开始养蚕缫丝了——这是丝绸起源的重要线索。师村遗址作为一只可供解剖的麻雀，反映出了六千年前后一座“大城市”的样貌。

　　江西省水利厅防御处工作人员胡彧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针对已出现饮水困难的1.9万名群众，当地采取管网延伸、新建水源、启用应急水源、拉水送水等应急措施及时处理，“对于正常水源不能保灌的农田，采取打抗旱井等新辟水源应急措施予以解决。”《免费看美女搞基软件》　　1986年7月24日夜，新华社发布了电讯，介绍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称“五千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又以三分钟的时长进行了播报，《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文章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线索”。随后，港台地区及日本、东南亚等国纷纷加以转载并配有专家采访。“牛河梁遗址的发现，等于把整个的红山文化推到了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郭明说。

　　另有一件或许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关于骨笛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刘正国的坚持。笛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诗经》《左传》等先秦古籍有关音乐的记载中，涉及“笙、箫、龠、管、篪”等众多古代管乐器，却并没有笛。汉代马融在《长笛赋》中说，“笛生乎大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黄翔鹏曾就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一个祖先有很多后代，不应以其中一种后裔之名给祖先定名。贾湖骨管是中国管乐器的祖制，不应该用晚出现的名称为早出现的乐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种后代的名字，就以当下最自然、最简单的命名，称“笛”即可。就此中止了当时对贾湖乐器定名的讨论。但刘正国认为，以笛来命名，显然同样难逃“以后裔之名为祖先定名”之嫌。

　　自1959年发现二里头遗址起，拥有实证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定格在了距今4000多年前。牛河梁遗址的测定结果，直接将这一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用苏秉琦的话说，这是“东方文明的新曙光”，是“中华文化的火花”。面对牛河梁遗址必然会引发的重要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苏秉琦甚至还在1985年5月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即将开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