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2018年，探源工程专家组将文明标准定为四条：生产力方面，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程度发展；社会明显分化；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出现王权。后来，国内学者又陆续提出一些看法，但国家、城市、王权、阶级分化这几个要素重合率颇高。

　　夏秋之交的鄱阳湖，原是一幅水天一色、鸥鹭齐飞的美景。但眼下，曾碧波万顷的鄱阳湖多个水域均成了干涸、龟裂的模样。裸露的湖床上，干死的小鱼、小虾、河蚌等随处可见，甚至刮起了“沙尘暴”。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底，江西省建成有1.06万座水库，总库容332亿立方米。前述江西省水利厅工作人员胡彧提到，前期，江西省抓住汛期末降雨有利时机，科学指导水库蓄水，7月1日全省水库蓄水量188亿立方米（其中31座大型水库蓄水量105.5亿立方米，比多年同期均值偏多4%），为应对长时间干旱提供了水源保障。《供男女上下试看》　　“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此外，干旱的预警机制，也是前置应对的一大难题。在许继军看来，长江流域防洪的意识很强，防洪预报，如洪水量级、水站水位、洪峰流量等预报也较为准确，但在干旱预测方面仍比较薄弱。

　　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