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按照婚姻自由的原则，成年人是否结婚应由其自己决定，法律没有必要干预。法律之所以限制刚成年的人结婚，是人口膨胀情况下控制生育的手段。既然人口增长不再是社会问题，那这种限制就没有必要。”鲁晓明表示。

　　那么，这个问题为何在10年中被反复提及？近日，多位主流学者及倡导者与澎湃新闻深入交流了他们的观点。除低生育的现实外，“国际最高法定婚龄之一”“与成年年龄冲突”等理由被多位法学学者提及。

　　近10年来，伴随着老龄化加速、生育率下跌及晚婚晚育趋势日益明显，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不断提出“降低法定婚龄”的建议。然而，民调似乎并不“买账”，有网友调侃道，“下调了也没人生”，“该建议是提倡光明正大地啃老吗？”《天堂A片》　　该文写道，90年代以来，农村青年男女婚姻行为中出现晚婚率大幅上升与低于法定婚龄比例明显下降但仍保持一定比重的状态并存，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作者认为，它是农村青年谋生方式从农业转向非农领域这种社会状态的反映。

　　2020年5月，北京市委第八巡视组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反馈巡视情况。反馈指出，巡视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院党委没有充分认识到高校党的政治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落实意识形态责任不到位，对意识形态问题不够敏锐，仍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统领学院事业发展力度不够，机构改革落地不实不细，一些二级学院班子建设没有跟上改革步伐；推动办学发展聚焦不够，有的二级学院存在趋利取向，违规举办培训班；落实“两个责任”不到位，在问题线索处置中，存在一转了之、应付了事、有案不查等问题；廉洁风险约束机制不健全，一些基建项目管理存在漏洞；上轮巡视指出的个别问题整改进展缓慢等。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市纪委市监委、市委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处理。

　　同样，《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在修正中将“晚婚晚育”抹去。2015年新修正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已经没有了2001年刚颁布时“鼓励公民晚婚晚育”及“晚婚晚育”相关奖励的规定；到2021年修正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又新增了“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的规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