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第六次发掘结束后，整整十年，张居中投入研究和考古报告编写中。仅仅是将陶壶搞清楚就花了一年时间，像拼图一样拼合碎片，再对比分析年代顺序，排好序列，分型定式，分出早晚。龟甲碎片也用去了大半年，粘起了几十副龟壳。1999年，近180万字的《舞阳贾湖》考古报告终于出版，奠定了贾湖遗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地位。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郭大顺，是那次试掘工作的领队。看着逐渐露出的遗迹，他当即感觉东山嘴遗址不仅特殊，而且很不一般。“因为它南边是一个圆形的（建筑址），北边是方的，然后东西对称，有个中轴线，这很重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彼时对红山文化的认识还只限于其是与仰韶文化同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但眼前的建筑布局不仅同仰韶文化的向心式完全不同，甚至与后世的建筑布局具有诸多相似特征：“这等于跨了好几步。”

　　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我要c死你个小荡货车》　　对于身处大城市的普通人来说，评价一座城市幸福感高低最直观的因素还是收入、资源和城市公共服务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些因素往往跟城市规模和能级呈现高度正相关，即城市越大，往往居民收入越高、资源和机会越多、生活更便利。

　　在昂昂溪，梁思永发掘了约200块陶片、一座墓葬及10余件骨器，并从地面采集了100多件石器和1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共出土标本1000多件。只是因为天气骤然变冷，发掘工作在进行了三天之后被迫停工。于是，梁思永取道通辽、开鲁、天山、大板，在38天里步行逾1000公里，一路南下，将工作计划重新拉回到了林西。

　　关于水稻、狗、人体等方面的认识，都得益于科技考古的介入。张居中认为自己是当时很早认识到科技考古重要性的人之一，不过80年代发掘阶段，“脑子里这根弦还没绷紧”。发掘之后的研究中，他找到植物、动物、农业、矿物、古人类、年代学等相关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分头研究那些沾着泥土的出土物，将沉默的古物转化成科学成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