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赞同将两者结合起来，他将“中华文明”定义为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这一观点强调，应该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区分开来，文明形成以国家社会的出现为标志，而之前还有很长的起源过程。

　　一切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无论是红山先民留下的千古迷雾，还是当下现实构成的种种挑战，都像是一道道需要精细分析、严密论证的课题。

　　2019年至2021年，在山西夏县师村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庞大的中心性聚落。聚落修建了环绕的壕沟，宽约4米、深约3.5米，是后世护城河的雏形。军事防卫已成必须，意味着聚落之间出现了战争，这也是社会复杂化、聚落中心化的表现。考古工作者还从泥土里挖出了六千年前的石雕和陶雕，形状像桃核，其实是对蚕蛹的模仿。这些蚕蛹雕塑是中国目前最早的蚕蛹形象，加上出土的桑科花粉，考古工作者推断，此地先民已经开始养蚕缫丝了——这是丝绸起源的重要线索。师村遗址作为一只可供解剖的麻雀，反映出了六千年前后一座“大城市”的样貌。《午夜凶铃5》　　1930年，26岁的梁思永留美归来，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此前，他在父亲梁启超的影响下，于哈佛大学攻读了七年的考古学和人类学。

　　从1981年发现、1983年开始发掘，牛河梁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持续到2003年才结束，之后着手整理工作、编写报告。就在接下来的2002年，一个迄今为止中国考古领域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的综合研究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旨在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

　　文明的起源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从自然环境来看，八千年前是宜于繁衍生息的时期。距今八千到六千年是气候大暖期，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的华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