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江西省水利学会、江西省水利科学院联合编写的文章《给“江南粮仓”解渴，江西有实招》则指出，鄱阳湖的枯水情势绝非今年仅有。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长江、鄱阳湖的江湖关系发生变化，鄱阳湖出现呈趋势性和常态化的枯水情势，表现出枯水位降低、枯水期提前、枯水历时延长等情况，已对鄱阳湖区生态、农田灌溉、生产生活、湖区航运等产生影响。

　　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以三个要素作为判定文明的标准：冶金术、文字、城市。上世纪80年代，“文明三要素”随着风行一时的英国考古经典着作《最早的文明》影响至中国。而这三要素是西方从两河流域和埃及考古中提炼出来的，那是全球现代考古学的发轫之地。中国史前社会发展模式与两河流域和埃及不尽相同，同样的要素在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涵义，因此“文明三要素”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明星福利第八页》　　那两千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彼时农业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社会分化加剧，随之出现国家与王权。依照恩格斯的说法，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时间段内，长江流域的良渚古城、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等遗址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的文化，甚至可以称之为国家。探源工程的初步结论认为，距今5000多年，中华大地迈进文明社会。

　　10月16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4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3例（广东18例，福建8例，上海7例，江苏7例，北京6例，四川6例，内蒙古3例，山东3例，云南3例，湖北1例，广西1例），含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四川4例，山东1例，广东1例）；本土病例182例（山西40例，广东23例，浙江20例，北京13例，内蒙古13例，新疆13例，江苏9例，陕西9例，河南8例，黑龙江7例，四川6例，云南6例，重庆5例，湖南4例，辽宁2例，西藏2例，安徽1例，贵州1例），含19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内蒙古4例，山西3例，浙江3例，北京2例，河南2例，四川2例，云南2例，重庆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夏秋之交的鄱阳湖，原是一幅水天一色、鸥鹭齐飞的美景。但眼下，曾碧波万顷的鄱阳湖多个水域均成了干涸、龟裂的模样。裸露的湖床上，干死的小鱼、小虾、河蚌等随处可见，甚至刮起了“沙尘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