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笛是在贾湖的第四次发掘中出现的，当时是1986年春天。五一劳动节那天，考古人员杨振威和技工贾分良急忙来找张居中，说挖出了两支“笛儿”。张居中不解其意，下到探方看了看，果然有两支骨管，放在墓主人左股骨两侧，骨管一侧都钻了7个孔。看似笛子，但没有吹孔和笛膜孔，显然不同于现代横笛；也不是箫，因为没有吹奏用的山口。

　　1972年7月，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一批特殊的“病人”，其中就有“523”项目“抗疟中草药研究”课题组组长屠呦呦——这批科研人员，是去当“小白鼠”试药的。

　　刘正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决定一件管乐器名称的关键，在于形制和吹法，吹法尤其重要。贾湖骨管的吹法与笛截然不同。笛无论竖吹还是横吹，都有吹孔，吹孔可以管理气流，使得声音纯净通畅。而贾湖骨管没有吹孔，两端直通，吹奏时需要稍微倾斜，气息才能畅通。如果竖吹，气息在管端受阻，发音挤压太大，是硬逼出来的声音,音量尖细微弱,音域也不够宽阔。因为吹法导致的发音方式的不同，形制类似的管乐器拥有了不同名称，比如笛与箫、管、篪的差别。他因此认为，既然贾湖骨管与笛的吹法差别甚大，应该有别的名字。《甜蜜的惩罚真人版》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郭大顺，是那次试掘工作的领队。看着逐渐露出的遗迹，他当即感觉东山嘴遗址不仅特殊，而且很不一般。“因为它南边是一个圆形的（建筑址），北边是方的，然后东西对称，有个中轴线，这很重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彼时对红山文化的认识还只限于其是与仰韶文化同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但眼前的建筑布局不仅同仰韶文化的向心式完全不同，甚至与后世的建筑布局具有诸多相似特征：“这等于跨了好几步。”

　　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害，当时设备简陋，没有通风系统，也没有实验防护。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胀，还出现了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症状，屠呦呦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

　　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是郭大顺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两年前刚刚发现东山嘴遗址时，郭大顺便写信告诉了他。彼时的他正在酝酿日后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观念的“区系类型”理论，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从北方寻找中国古史突破口。东山嘴的出现仿佛一道倏然降临的指向标，大音希声般地提醒着他，中华文明起源可能会在辽西找到答案。1983年，他踏上了东山嘴的土地，并在随后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明确提示：要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地交界处多做工作，会有更惊人的发现。“苏先生称这个交界地区是考古的金三角，促使了我们当年秋天（正式）开始发掘牛河梁。”郭大顺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