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郭大顺看来，未能发现的居住遗址或许恰恰说明了牛河梁文明的发达程度：“一般的生活遗址可能距离比较远，（因为）它的祭祀是独立的，不和生活区搅在一起。”他认为，牛河梁遗址不仅可以确信代表着文明，更应该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它的北南东西都有红山文化遗址，它那个位置也是四通八达、交通中心。”

　　史语所考古组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考古机构。所长傅斯年在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并要求该所同仁需“去扩张材料，去学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在其成立的当年，考古组便在李济的主持下发掘了殷墟遗址，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论八千年文明起源是否能得到普遍认同，回望八千年前发生了什么，无疑是有意义的。它在更长远的尺度上，让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进化，也在感性层面上启发我们，虽然我们的生活与远古先民已经迥然不同，但也有些东西亘古不变。《黄色福利网站》　　“有专门机构管理，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范围内要好一些。这个区域外面，我们新发现的一些遗址则面临一些问题，就是农村的平整土地和深耕，还有梯田。因为我们的调查发现是有限的，可能今年基于地表的保存情况没有发现，如果明年土地做了深耕，可能就会发现比较多的陶片，但是如果下一年再耕一次，这个区域就会被破坏掉，这的确对遗址保护是非常不利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我们面对的红山文化，是土质遗址和石构遗迹混合的这样一种遗迹类型，怎么保护这类的东西，我们也在做尝试。”

　　在许继军看来，干旱对生态的影响也很大，“水域面积的减少，首先带来鱼类资源的减少，江豚的活动范围也减少，在退水后的泥滩上底栖动物、水生植物都可能被晒死。”

　　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