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师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在桂林亲眼见到一名5岁的小女孩在防空洞外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死了。‘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这种精神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胡伟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作为所长，王晓东不会对科研人员进行任何干预，各实验室主任拥有绝对研究自主权和人才招聘自主权，在头5年，每个实验室都能均等从所里获得200万元/年的匹配经费，课题组负责人无须为了经费而申请任何项目或争任何“帽子”，团队的博士生工资也由研究所承担。《上床aPP》　　今年2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召开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新闻会上坦率称，解决“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从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从源头上找。3月，国务院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科技部重组位列改革工作首位，也再度让人们聚焦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

　　根据运营需要，台湾高铁2019年起规划新列车采购，因日方“狮子大开口”，两度废标。比如，一组在日本售价12亿新台币的列车，竟然向台湾高铁叫价50亿新台币。岛内多家媒体刊文讥讽“用买飞机的钱买高铁列车”。

　　相关报道显示，朱云此前还担任广西宏桂资本运营集团新闻发言人，广西宏桂资本运营集团所属广西融桂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