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合作过一些不太理想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品就是人情往来。我尽力用表演把坑填上，填不上的时候，我就想，我尽力吧，我对得起这个工作。

　　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

　　同日，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也升级枯水红色预警。当时的数据显示，9月22日江西省全省持续重度及以上气象干旱，其中有95%的县（市、区）达到特重气象干旱。《韩漫 无遮挡》　　另有一件或许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关于骨笛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刘正国的坚持。笛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诗经》《左传》等先秦古籍有关音乐的记载中，涉及“笙、箫、龠、管、篪”等众多古代管乐器，却并没有笛。汉代马融在《长笛赋》中说，“笛生乎大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黄翔鹏曾就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一个祖先有很多后代，不应以其中一种后裔之名给祖先定名。贾湖骨管是中国管乐器的祖制，不应该用晚出现的名称为早出现的乐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种后代的名字，就以当下最自然、最简单的命名，称“笛”即可。就此中止了当时对贾湖乐器定名的讨论。但刘正国认为，以笛来命名，显然同样难逃“以后裔之名为祖先定名”之嫌。

　　这是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纵使如此，他却没有动过一丝放弃的念头。早在20世纪初，位于赤峰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就引起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桑志华先后到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了8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哈佛时，梁思永仔细阅读过二人的调查研究论着，对该区域关注已久。

　　那两千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彼时农业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社会分化加剧，随之出现国家与王权。依照恩格斯的说法，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时间段内，长江流域的良渚古城、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等遗址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的文化，甚至可以称之为国家。探源工程的初步结论认为，距今5000多年，中华大地迈进文明社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