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学术范围内，对于牛河梁遗址作为中华文明起源之一的观点也存有一些争论。比如有学者便认为，“尽管牛河梁遗址有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存在，但在五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人类的居住遗址，在这种情况下尚难于全面地衡量它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像城市、文字、金属器那些基本要素，在这里也是完全缺乏的，因而像‘文明的曙光’ ，‘文明黎明’或‘原始文明’一类的提法，似乎还难以成立”。还有学者认为，“尽管红山文化出土了大型的祭祀遗址，但还不具备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在梁思永的东北考古因战争陷入停滞时，一位名为佟柱臣的凌源中学历史教员，凭着对考古的一腔热爱，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单枪匹马地在赤峰、朝阳进行了大量调查。1943年，他发表了《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和《凌源新石器遗址考察》等文章，大胆做出预言：牛河梁地区必有大器出现。不过，由于当时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局，加之这些文章又发表于日本报刊和伪满刊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从20世纪初起，红山文化玉器就在海内外一些收藏家和着名博物馆中有所收藏。但这些玉器都来自民间，而非正式的考古发掘，因此其出土的墓葬情况以及地层关系都是未知数，断代年份也就一直无法破解。直到牛河梁墓葬玉器的出土，才使一切变得清晰起来，也经此展现出了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特征。王国维曾解释过“礼”字是“象二玉在器之形”，又说创造“礼”时，有“以玉事神”的含义；历代礼制的滥觞《周礼》，也明确记载着：“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从这个角度看，红山文化玉器已具备了后世的“礼”之雏形，“惟玉为葬”的实质其实是“惟玉为礼”。《新京城四少电视剧》　　要知道，今年6月中下旬，江西多地还因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但也是自6月下旬，受晴热高温和持续少量降雨影响，长江流域出现罕见的汛期反枯。受此影响，鄱阳湖提前百天进入枯水期。

　　在建筑格局上，牛河梁遗址中被苏秉琦称为“海内孤本”的“坛庙冢”，也与传统城市规划有着诸般相似。首先，“坛庙冢”的布局明显有一条南北中轴线，而且庙在北、坛在南，这种“北庙南坛”的设置直到明清时期都一直保持不变。其次，“坛庙冢”的存在如同明清时期北京城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一般，无不显示着敬天法祖的意识与文化。最后，牛河梁的祭坛不同于东山嘴等其他遗址，坛基起三层，在形制上与明清北京天坛的圜丘坛极其相似。1992年郑孝燮、于倬云、朱希元三位古建筑专家在看到这座坛就曾感慨，此前所知古建筑起三台的最早实例是燕下都，现在看来要提早两千多年了。不久，于倬云在一篇论述北京故宫建筑制度的文章中，更是称牛河梁这座圆坛的作法，是中国古建筑三台的“鼻祖”。

　　当然，还是那句话，衡量城市规模大小，并不能仅仅看人口数量，也离不开经济、科技、贸易、教育、交通、医疗等各领域综合实力的角度。那些还有待进阶的城市，需要对照排位靠前的城市“择其善者而从之”，全面提升自己的软硬实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