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

　　1981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郭大顺再次负责起建平县的工作。在时任朝阳市文化局局长宫殿东的组织下，他给全县32个公社文化站长做了一次普查前的培训，特意强调了寻找红山文化玉器出土地点的重要性。话音才落，富山乡文化站长赵文彦便在课堂休息时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附近马家沟老乡家有一个“玉笔筒”。直觉告诉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器更直接的考古证据可能要露头了。

　　具体内容包括：枢纽工程“建闸不建坝；调枯不控洪；拦水不发电；建管不调度；江湖两利、动态调控”，即每年汛期4-8月份，闸门全开，江湖连通；9月至次年3月为工程调控期，通过闸门调控，对湖区水位进行调节，实现汛末洪水资源化利用，缓解湖区水位下降过快及水位过低而引发的一系列水安全问题。《水浒传98》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如此总结他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认识：中华文明距今万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入文明社会，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区分文明“起源”和“形成”两个概念，是文明探源研究的一项创举。他希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下一步深化，就是继续上溯至八千年，进一步探究文明起源阶段。

　　“有专门机构管理，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范围内要好一些。这个区域外面，我们新发现的一些遗址则面临一些问题，就是农村的平整土地和深耕，还有梯田。因为我们的调查发现是有限的，可能今年基于地表的保存情况没有发现，如果明年土地做了深耕，可能就会发现比较多的陶片，但是如果下一年再耕一次，这个区域就会被破坏掉，这的确对遗址保护是非常不利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我们面对的红山文化，是土质遗址和石构遗迹混合的这样一种遗迹类型，怎么保护这类的东西，我们也在做尝试。”

　　韩建业认为，距今八千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知识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说，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八千年前已经迈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