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拍一个戏，咱们就讨论戏本身，甭管是剧情设计，还是人物塑造、故事发展，我觉得都能聊，但是我害怕一张嘴就扯概念，画大饼，最后上升到宇宙审美我就聊不下去了。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蜘蛛山、夏家店、药王庙、金龟山、富河沟门、南杨家营子、西水泉、三道湾等一系列遗址被陆续发掘，不断丰富着红山文化的内涵。不过，在当时考古界的普遍认知中，中华文明的源头仍在于黄河、长江流域。“红山文化虽然发现得很早，但是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北方地区的一种地方文化，可能受了中原的影响，但本身没有很发达。”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5g影讯5g天线在线观看免费视频》　　在梁思永的东北考古因战争陷入停滞时，一位名为佟柱臣的凌源中学历史教员，凭着对考古的一腔热爱，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单枪匹马地在赤峰、朝阳进行了大量调查。1943年，他发表了《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和《凌源新石器遗址考察》等文章，大胆做出预言：牛河梁地区必有大器出现。不过，由于当时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局，加之这些文章又发表于日本报刊和伪满刊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除了石砌的建筑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形制各异的彩陶器，以及前所未见的人体陶塑像、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饰件。郭大顺意识到他们所捕捉到的分明是文明的信息，于是在年底普查总结汇报会上，他试探性地提出了东山嘴遗址与史前祭祀和文明起源的关系，这也是他第一次将红山文化与文明起源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2017年，牛河梁遗址重新开始发掘，郭明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到这项工作中的。这一次重启，不仅是辽宁考古力量接棒前辈的一次全新出发，也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前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