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以严格的收购规则要求农户控制残次率，这样的规则屡屡失灵。“并不是因为我们规模小，而是因为一个水果的成熟期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如果农户天天忙着挑选，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果实直接烂在地里。以樱桃为例，产品本身就很脆弱，挑出来的次果，要么倒掉，要么就以一两块钱的价格贱卖。相比农户，我们更有能力承担风险，因为我们可以挑选出残次品走低价的电商平台。”杨小强说。

　　这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一幕。美西方在炒作对“一带一路”倡议警惕的同时，也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仿制款”，比如美国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等。正如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所言，“模仿是最好的奉承”，<strong>美西方一边打压抹黑一边学习模仿，更加说明了“一带一路”倡议是高瞻远瞩、顺应时代大势所提出的。</strong>只是，与“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承的多边主义不同，那种出于地缘政治、霸权主义的“仿制款”究竟能有什么作用，历史已经一次次给出了答案。

　　邓勇表示，国内某些中药材信息咨询公司的功能开始变质，从刚开始从事价格发布、交易撮合、提供仓储、买方采购、代卖方销售转变为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进行中药材炒作，甚至于引进资本对中药材市场进行操控，推动药材涨价。《sejinming》　　对经销商而言，涨价后的中药材，卖得并不顺畅。陈芸表示，自从涨价后，酸枣仁的销量就一直很低，买家减少了很多。此外，一种中药材并非无可替代，比如党参的价格涨得很高，一些人可能会购买太子参等更便宜的中药材作为替代，太子参的售价一公斤只有几十元。张黎表示，涨价前，她的店铺每年能销售几十吨甘草，行情好时甚至超过100吨。涨价后，今年上半年，店里所有中药材的销量只有二三十吨。

　　在郭祁琦的经验里，要获得最新的产业信息，争取更多的资源，必须要与当地政府保持紧密的联系。但问题在于，一旦政府出现变化，企业前景就会遭遇不确定性。在他看来，这就是在农村创业的复杂之处。

　　但这是郭祁琦的“官方说法”。事实上，大三那一年，微商刚刚兴起，郭祁琦就利用微店卖漾濞核桃。销售最好的时候，一个月的利润就有两万元。此后，他的学费、路费都靠自己卖核桃来挣。“我们整个家族都是很普通的家庭。我父母的兄弟姐妹都还留在大山里。“用经商来改变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这是最快的。”郭祁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