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人口是反映城市吸引力、活力和实力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城镇化的大背景下，谁拥有更多的人口，谁便能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赢得主动。

　　在黄河中游的嵩山周围地区，距今8200年至7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裴李岗文化，以最早发现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命名。那段时期的整个中国，也被笼统地归纳为裴李岗时代，其后便进入文明形成的仰韶时代。贾湖遗址与裴李岗文化有较长时间段的重合，刚发现时，被理所当然认定为裴李岗文化范畴。但随着一些独特文化现象的出现，张居中认为贾湖与裴李岗文化有较大差异，应该命名为贾湖文化。俞伟超同意此说。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贾湖遗址与裴李岗文化大同小异，可以称为裴李岗文化的“贾湖类型”。

　　史语所考古组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考古机构。所长傅斯年在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并要求该所同仁需“去扩张材料，去学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在其成立的当年，考古组便在李济的主持下发掘了殷墟遗址，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别叫了之类的小说》　　更多的骨管陆续出土，大家一时不知道怎么称呼，发掘日记上有的记为“穿孔骨管”，有的写做“笛形器”“箫形器”，也有人直接记作“骨笛”。

　　韩建业赞同将两者结合起来，他将“中华文明”定义为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这一观点强调，应该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区分开来，文明形成以国家社会的出现为标志，而之前还有很长的起源过程。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系列发现中，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根据当前的考古成果，八千年前后是另一个关键时期，有些学者称之为中华文明的起源。随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化， “上下五千年”不仅由传说变为考古学实证，“上下八千年”历史大脉络也逐渐变得清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