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些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城市，城市体量本身就不大，属于“短小精悍”的。如作为副省级城市的厦门，无论是在行政级别上还是名气、人均GDP上，都让人觉得它够格，但是厦门是我国一二线城市中土地面积最小的，仅1700.6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也只有528万人。

　　不论八千年文明起源是否能得到普遍认同，回望八千年前发生了什么，无疑是有意义的。它在更长远的尺度上，让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进化，也在感性层面上启发我们，虽然我们的生活与远古先民已经迥然不同，但也有些东西亘古不变。

　　“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亚洲乱码》　　“保障用水需求首先遵循的是生活—生产—生态这个基本原则，即在确保群众饮水安全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保障工农业生产稳定和江豚、候鸟等保护，努力为人类的朋友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 江西省水利厅防御处工作人员胡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55 年，考古学家尹达出版了专着《中国新石器时代》。根据梁思永的意见，书中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一章补说，其中指出，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自此，“红山文化”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命名。

　　2020年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启动，牛河梁遗址被列入了“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子项目；次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也将牛河梁遗址囊括进来。这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两个项目。前者关注文明化进程的普遍特征，重点是文明化进程的某一断面（某一个时间段）较大空间区域文明的特征和图景，以点带面；后者研究的空间范围明显较小，但时间范围涵盖红山文化形成、发展至衰落的这1500年时间，所涉内容更加全面、庞杂。但殊途同归的是，它们都昭示着对牛河梁的进一步探索不再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的工作，而是更高层面上的一项持续性工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