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文老师从来不会亲自示范，也不会讲得很细，甚至很少说对错，他会给出一个表演和感受的路径，看着我能接收多少。他觉得我能都接收，所以也乐意给我讲，我自然也乐意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说，多数考古学家眼中的“文明”，基本是西语中Civilization一类词的翻译，一般以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论断为据，多数情况下，将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当做大同小异的同一件事来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冯时则从中国传统来认识“文明”，《易传》《尚书》中的“文明”一词，本意是经过内心德行修养表现出的“文德”，是将人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的精神追求。因此，文明社会的状态，应该是“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和礼仪的完善而彰明”。

　　第二天培训一结束，郭大顺就跟着赵文彦和文物干部李殿福一起骑了15公里的自行车赶到马家沟。在生产队队长马龙图家，他见到了那个“玉笔筒”，正是他们苦苦找寻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最重要的一类——马蹄状玉箍。继而他顺藤摸瓜，在挖到玉器的地方——建平与凌源两县交界处一座名为牛河梁的山岗上——发现了人骨，简单清理过后，一座东西向、长2米、宽0.8米的石棺墓葬露了出来。《秋秋在线观看理论免费》　　除了对文明起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改写，牛河梁遗址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还在于它在多个维度上表明着一种中华文化的贯通与延续。

　　1981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郭大顺再次负责起建平县的工作。在时任朝阳市文化局局长宫殿东的组织下，他给全县32个公社文化站长做了一次普查前的培训，特意强调了寻找红山文化玉器出土地点的重要性。话音才落，富山乡文化站长赵文彦便在课堂休息时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附近马家沟老乡家有一个“玉笔筒”。直觉告诉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器更直接的考古证据可能要露头了。

　　如果这些推测和设想能够得到考古证据的证实，无疑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仅可以表明当时的红山先民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还可以证明第一地点是牛河梁遗址最高等级的祭祀场所之一。“对第一地点的重新发掘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我们对牛河梁遗址的认识是在不断加深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