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思永的东北考古因战争陷入停滞时，一位名为佟柱臣的凌源中学历史教员，凭着对考古的一腔热爱，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单枪匹马地在赤峰、朝阳进行了大量调查。1943年，他发表了《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和《凌源新石器遗址考察》等文章，大胆做出预言：牛河梁地区必有大器出现。不过，由于当时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局，加之这些文章又发表于日本报刊和伪满刊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而在郭大顺看来，未能发现的居住遗址或许恰恰说明了牛河梁文明的发达程度：“一般的生活遗址可能距离比较远，（因为）它的祭祀是独立的，不和生活区搅在一起。”他认为，牛河梁遗址不仅可以确信代表着文明，更应该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它的北南东西都有红山文化遗址，它那个位置也是四通八达、交通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说，农业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前后，但显着发展就是在八千年左右，农业的发展支持了文明的起源。贾湖具有一种标本意义——它正处于在农业早期发展的门槛上，从此地可以直观看出农业发展带来的变化。如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所说，贾湖遗址最早的年代为九千年，与农业起源时代相距不远，如果同农业尚未出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比较，判若两个世界。“从贾湖可以清楚地看出，农业的出现的确是场大革命，迅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进步。”俞伟超曾写道。《2022最新无码国产在线观看》　　越久远的历史越飘渺，土壤里留存的证据也越发稀疏残缺。还原先民从八千年前走到五千年前的艰辛历程，不仅可以满足我们对过去无穷的好奇心，也可以更准确地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

　　2020年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启动，牛河梁遗址被列入了“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子项目；次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也将牛河梁遗址囊括进来。这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两个项目。前者关注文明化进程的普遍特征，重点是文明化进程的某一断面（某一个时间段）较大空间区域文明的特征和图景，以点带面；后者研究的空间范围明显较小，但时间范围涵盖红山文化形成、发展至衰落的这1500年时间，所涉内容更加全面、庞杂。但殊途同归的是，它们都昭示着对牛河梁的进一步探索不再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的工作，而是更高层面上的一项持续性工作。

　　惊人的发现的确很快呈现在了世人面前。首先是第二地点又挖掘出一座墓葬，出土了两件玉雕龙和一件马蹄形玉箍；接着，通过对墓葬群的进一步发掘，考古人员发现牛河梁的墓冢并不是其他史前文化那样的土坑墓，而是独特的积石冢，有石块砌筑的冢界，形状有方有圆，有双冢相迭相套，尤其是有封顶堆石和堆土压在墓上，结构较为复杂。此外，在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的墓冢之间还发现了祭坛，其中第二地点的祭坛是用一种红色的安山岩石并立砌筑，有如石栅，立石共有三圈，由外向内层层高起，所用的石块也逐层变小一个规格。/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