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表示，江豚属于较为聪明的物种，水位的变动极有可能让其栖居点出现变迁，“过去有江豚分布的地区，如鄱阳湖的飘山段到康山段，我们九月上旬去考察时却未能发现，可能是转移到几个支流里了。”

　　至此，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彻底震惊了考古学界。四十年前佟柱臣被忽视的预言到底被验证了，而梁思永的壮志未酬，也终可借由后辈同仁的求索得以继承与了却。

　　这是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纵使如此，他却没有动过一丝放弃的念头。早在20世纪初，位于赤峰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就引起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桑志华先后到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了8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哈佛时，梁思永仔细阅读过二人的调查研究论着，对该区域关注已久。《色软件》　　授课活动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载人航天工程参研参试单位提供支持。

　　所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确定中国的文明起源标准。这一标准必然建立在中国考古发现基础上。其中，浙江余杭良渚古城、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等发现，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是良渚古城，在30年的时间里，考古人陆续发掘出高等级墓葬、祭坛、宫殿、水稻、城墙、大型水利工程等，一个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发达聚落完整浮出水面。

　　自1959年发现二里头遗址起，拥有实证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定格在了距今4000多年前。牛河梁遗址的测定结果，直接将这一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用苏秉琦的话说，这是“东方文明的新曙光”，是“中华文化的火花”。面对牛河梁遗址必然会引发的重要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苏秉琦甚至还在1985年5月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即将开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