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房方面，9月成都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涨幅虽较前几个月有所放缓，但仍排在70城第3位。1-8月，成都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分别位居70城第1位、第3位、第2位、第1位、第1位、第1位、第1位、第2位。不过，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成都新房、二手房的成交量已有所下降。据克而瑞四川的数据，今年9月成都新房共成交6191套，二手住宅成交7406套，对比8月的12235套（新房）、14609套（二手房）来看，几近腰斩。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提高法定婚龄，这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由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那么现在社会条件发生变化了，政策鼓励生育了，为什么不让法定婚龄回归到原本呢？”薛宁兰说。

　　“很多人反对降低婚龄到18周岁，可能是他潜意识里认为，一到这个年龄就必须结婚，可这是一个误解。”薛宁兰解释道，“其实它是一个资格的赋予，是法律的一个底线。”《第一天破了英语课代表的处》　　其实，Politico的文章虽然长，比较了中美外交工作中的方方面面，但说到底，促成中美两国在外交上种种“得”与“失”的根本，其实也在思想和制度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为有了正确的思想和体制的加成，中国才能用明显少于美国的人力和财力，赢得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尊重。

　　他同时指出，应认识到降低法定婚龄对增加人口的效果可能有限，“降低法定婚龄并不必然能改善初婚推迟和低生育率的现状，但起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对青年人晚婚或不婚、晚育或不育造成的影响，适当鼓励早婚，以改善我国人口结构。”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期间，我国净增人口3亿两千多万，远远超过社会承载能力，通过晚婚晚育来控制生育，这也是一个必然选择。”近日，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鲁晓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