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如果这些推测和设想能够得到考古证据的证实，无疑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仅可以表明当时的红山先民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还可以证明第一地点是牛河梁遗址最高等级的祭祀场所之一。“对第一地点的重新发掘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我们对牛河梁遗址的认识是在不断加深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甲骨文出土于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距今3300年左右。从贾湖到殷墟，隔着漫长的五千年，甲骨文会是贾湖龟甲符号的后裔吗？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这正是牵动中国考古界的重要谜团之一，“贾湖龟甲上刻画的符号，跟甲骨文同属方块符号系统，中间五千年的间隔到底怎么来看？”《食人鱼 3D》　　多名种植户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生活用水得以保障，但生产用水不足及极端高温对稻田的影响仍较大。“200多亩地，有30多亩直接干死”，萍乡市芦溪县村民刘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所在的位置位于河畔的上游，下游的情况可能更糟糕。

　　城市之大，说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每一位市民的切身利益和实际感受上。让市民们从城市的发展“壮大”中获益，有追求人生远大理想和经营幸福家庭生活的充分条件，这才是一座城市的骄傲。 

　　所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确定中国的文明起源标准。这一标准必然建立在中国考古发现基础上。其中，浙江余杭良渚古城、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等发现，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是良渚古城，在30年的时间里，考古人陆续发掘出高等级墓葬、祭坛、宫殿、水稻、城墙、大型水利工程等，一个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发达聚落完整浮出水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