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鲁晓明在《政治与法律》期刊上发表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法定婚龄调整》一文，详细阐述了他建议降低法定婚龄的理由。

　　“在过去10年里，中国增加了外交上的投入，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了全世界外交使领馆最多的国家”， Politico的文章写道， “中国看起来不仅增加了其外交官的数量，而且他们还接受了远比前辈更好的培训，也比前辈在诸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里更加自信”。

　　那么，这个问题为何在10年中被反复提及？近日，多位主流学者及倡导者与澎湃新闻深入交流了他们的观点。除低生育的现实外，“国际最高法定婚龄之一”“与成年年龄冲突”等理由被多位法学学者提及。《北条沙雪》　　文章一上来先以美洲大陆的国家巴拿马为例，称中国承包商不仅在这个国家修建了大型国际会展中心，与中国有关的公司参与运营着该国的港口，在当地还将修建一座将拥有6个车道，能极大缓解当地交通堵塞的大桥：巴拿马运河第四大桥。

　　其次，Politico指出，中国外交的关注点集中在“商业外交”上，推广的是贸易和基础设施项目，这令中国更容易在美国忽视的拉美和非洲获得优势。可美国尝试在这些地方发起基建等项目来对抗中国影响力，这些项目要么手续十分繁琐，要么资金不足。这家美国媒体还称，美国多数外交官是不太注重商业元素的，而少数重视这一元素的外交官也只能依赖私企，而结果往往是不如人意的，尤其是在世界上一些特定地区投资时，但中国就可以直接调动自己的国企。

　　究其原因，2022年1月，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曾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