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薛宁兰在《东方法学》期刊上刊发了《社会转型中的婚姻家庭法制新面向》一文，详述了对降低法定婚龄的思考。文中，她主张未来将男女法定婚龄一并确立为18周岁，与成年年龄相等。

　　同样，《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在修正中将“晚婚晚育”抹去。2015年新修正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已经没有了2001年刚颁布时“鼓励公民晚婚晚育”及“晚婚晚育”相关奖励的规定；到2021年修正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又新增了“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的规定。

　　比如，文章更为详细地介绍了当中国的外交网络和外交人员越发遍及全球，“无处不在”时，美国的外交规模是如何停滞不前的；比如当美国只想着关注亚洲时，中国已经开始在拉美和非洲等世界各地积极拓展影响，而且与美国的口嗨和说教不同，中国能拿出让这些地区和国家获利的实在政策；又比如美国国会批准的外交预算一直没怎么增加，而且远远不如美国的军费，而中国却在大力增加外交投入；再有中国在奉行与人为善的外交政策，尽管一些外交官的言行被打上“战狼外交”的标签，但也有许多外交官在致力于塑造可爱、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等等。《67194线路1复兴之路观后感》　　2010年时，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而到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28.67岁，10年间，推迟了近4岁。同时，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

　　今年3月，鲁晓明在《政治与法律》期刊上发表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法定婚龄调整》一文，详细阐述了他建议降低法定婚龄的理由。

　　同济大学法学院多元解纷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徐文海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他观察到一些反对降低婚龄的声音是认为“18岁还不成熟”，“也有人提出可以增加到20岁，把它当做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来对待，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法律应不应当为了照顾那些做不到的人，而去限制那些已经做到的人呢？这就有种‘爹味’很重的感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