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干旱预测比起洪涝预测有着更多的维度和指标。干旱的形成有多重原因，且是一个发展缓慢的过程。许继军举例称，长江流域就和北方不一样，北方只要一段时间不降雨，就大概率出现干旱，而在南方，干旱的发生受前期洪涝程度及之后天气影响，随着时间缓慢升级。中间还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原因，包括河流来水、水库蓄水，田间地里保有的水量等等。

　　几年前，在外打工的李英回到村子，承包了十几亩的山地，种上了板栗、杨桃、桃子、杨梅、油茶等。为了“保山”，她在山上挖了口55米的井，是全村最深的。但到了8月底，这口井也逐渐不出水了，每天只能抽上一个小时，更糟的是，果林的土壤出现了明显的龟裂，“浇水只能浇到表层”。

　　1972年7月，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一批特殊的“病人”，其中就有“523”项目“抗疟中草药研究”课题组组长屠呦呦——这批科研人员，是去当“小白鼠”试药的。《酒井千波》　　紧随武汉和东莞，西安的城区人口也超过了900万，不过距离1000万门槛，还差了将近80万人。2021年西安常住人口增量为21.01万人，即便这些增量人口全都是城区人口，西安在短时间内突破1000万，仍有不小的难度。

　　“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除了对文明起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改写，牛河梁遗址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还在于它在多个维度上表明着一种中华文化的贯通与延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