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梁思永计划着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可以做进一步发掘。未曾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自己也患上了肋膜炎，一病两年。在那篇报告里，他无限伤感地写道：“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东北四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01例，其中境外输入114例，本土587例（新疆133例，广东61例，湖南43例，四川38例，内蒙古33例，湖北32例，山西31例，浙江27例，云南27例，陕西27例，江苏19例，上海14例，河北13例，甘肃11例，山东9例，广西9例，天津8例，重庆8例，河南7例，安徽6例，贵州6例，西藏6例，宁夏5例，北京4例，黑龙江4例，辽宁3例，吉林3例）

　　“有专门机构管理，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范围内要好一些。这个区域外面，我们新发现的一些遗址则面临一些问题，就是农村的平整土地和深耕，还有梯田。因为我们的调查发现是有限的，可能今年基于地表的保存情况没有发现，如果明年土地做了深耕，可能就会发现比较多的陶片，但是如果下一年再耕一次，这个区域就会被破坏掉，这的确对遗址保护是非常不利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我们面对的红山文化，是土质遗址和石构遗迹混合的这样一种遗迹类型，怎么保护这类的东西，我们也在做尝试。”《WRITE AS简隋英》　　那两千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彼时农业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社会分化加剧，随之出现国家与王权。依照恩格斯的说法，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时间段内，长江流域的良渚古城、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等遗址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的文化，甚至可以称之为国家。探源工程的初步结论认为，距今5000多年，中华大地迈进文明社会。

　　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是郭大顺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两年前刚刚发现东山嘴遗址时，郭大顺便写信告诉了他。彼时的他正在酝酿日后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观念的“区系类型”理论，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从北方寻找中国古史突破口。东山嘴的出现仿佛一道倏然降临的指向标，大音希声般地提醒着他，中华文明起源可能会在辽西找到答案。1983年，他踏上了东山嘴的土地，并在随后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明确提示：要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地交界处多做工作，会有更惊人的发现。“苏先生称这个交界地区是考古的金三角，促使了我们当年秋天（正式）开始发掘牛河梁。”郭大顺说。

　　“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