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婚晚育就是倡导晚结婚、晚生育。一方面,通过规定很高的法定婚龄控制早婚早育;另一方面,即便是达到法定婚龄也不建议结婚,而是倡导再推迟一段时间以后才结婚。具体来说,晚婚就是在法定婚龄的基础上再推迟3年以上,也就是男满25岁、女满23岁才结婚。”鲁晓明介绍。
尽管出于“平衡”或“安抚美方情绪”的原因,Politico在文章中也表示中国的外交工作也不少问题,但这篇“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报道并没有在中方的问题上过多着墨,而是仍将重点落在了帮美国“反思”外交工作上的不足上。
事实上,我国一直存在着“法定婚龄”和“政策婚龄”这两种形式,一份基于“五普”长表数据的研究展现了不同时期婚龄的约束效果。该研究题为《法定婚龄、政策婚龄下的民众初婚行为》,于2005年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中国人口科学》。《小说阅读网女生版》 10月26日0—24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0例,其中呼和浩特市6例、包头市4例(青山区1例、九原区3例)、赤峰市1例(在阿鲁科尔沁旗)、锡林郭勒盟6例(锡林浩特市5例、阿巴嘎旗1例)、鄂尔多斯市13例(准格尔旗1例、杭锦旗12例);无症状感染者92例,其中呼和浩特市59例、包头市1例(在东河区)、赤峰市10例(红山区9例、阿鲁科尔沁旗1例)、乌兰察布市13例(集宁区11例、察哈尔右翼前旗2例)、巴彦淖尔市7例(均在临河区)、阿拉善盟2例(均在高新区)。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系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由首都机场国际航班分流至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27例,其中呼和浩特市8例、包头市9例(昆都仑区2例、青山区4例、九原区1例、土默特右旗1例、稀土高新区1例)、呼伦贝尔市2例(均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兴安盟2例(均在乌兰浩特市)、鄂尔多斯市4例(均在达拉特旗)、乌海市2例(海勃湾区1例、海南区1例);解除医学观察的本土无症状感染者94例,其中呼和浩特市43例、包头市24例(昆都仑区10例、青山区4例、东河区3例、九原区7例)、呼伦贝尔市4例(海拉尔区1例、鄂温克族自治旗2例、满洲里市1例)、兴安盟8例(均在乌兰浩特市)、赤峰市7例(红山区3例、松山区1例、林西县1例、阿鲁科尔沁旗1例、巴林左旗1例)、乌兰察布市1例(在卓资县)、巴彦淖尔市6例(均在临河区)、乌海市1例(在海南区)。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期间,我国净增人口3亿两千多万,远远超过社会承载能力,通过晚婚晚育来控制生育,这也是一个必然选择。”近日,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鲁晓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则对“晚婚晚育”做了更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其奖励政策。该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其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