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笛是在贾湖的第四次发掘中出现的，当时是1986年春天。五一劳动节那天，考古人员杨振威和技工贾分良急忙来找张居中，说挖出了两支“笛儿”。张居中不解其意，下到探方看了看，果然有两支骨管，放在墓主人左股骨两侧，骨管一侧都钻了7个孔。看似笛子，但没有吹孔和笛膜孔，显然不同于现代横笛；也不是箫，因为没有吹奏用的山口。

　　那么向西呢？南阳盆地直到秦岭东麓，也是贾湖文化的分布范围。贾湖村往西50公里处的方城大张庄遗址，有大量直接继承自贾湖文化的因素。此地正好穿过叶县——方城走廊，这是连接华北平原与南阳盆地的咽喉要道。当洪水泛滥，家园沦陷，另一支贾湖人或许就穿越过这条走廊，到同族群生活的他乡生息繁衍。

　　那两晚，他乐此不疲地吹奏了十几支曲子，都是《梁祝》《沂蒙山小调》《春江花月夜》这类民乐曲。他翻来覆去变换吹奏角度，尝试各种宫调，力图穷尽骨笛发声的可能性，越吹状态越好，“胜于丝竹”。最后，他大胆尝试了更为复杂的“翻七调”——将一首曲牌的曲调进行七个调门的翻奏，通过七次翻奏最终返回起始调，是一种高超的民间演奏技巧。七孔骨笛完成了复杂的“七调还原”过程。刘正国得出结论：七声齐备，叹为观止。《留级之王》　　竹立家表示，从现代化的理论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理论是需要实践支撑，并由实践检验。中国已经用发展事实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行之有效的。

　　而贾湖文化与淮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之间却出现了更多相似之处，尤其在墓葬和葬俗方面。两者都有大量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随葬，墓葬中都有龟甲，龟甲下都装着石子……而葬式、葬俗恰恰是维系一个人类共同体的文化内核。张居中由此提出一个推测：贾湖先民离开家园以后，其中一支沿淮河东下，迁徙到了同纬度的安徽、山东、江苏等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