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思永的东北考古因战争陷入停滞时，一位名为佟柱臣的凌源中学历史教员，凭着对考古的一腔热爱，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单枪匹马地在赤峰、朝阳进行了大量调查。1943年，他发表了《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和《凌源新石器遗址考察》等文章，大胆做出预言：牛河梁地区必有大器出现。不过，由于当时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局，加之这些文章又发表于日本报刊和伪满刊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是郭大顺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两年前刚刚发现东山嘴遗址时，郭大顺便写信告诉了他。彼时的他正在酝酿日后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观念的“区系类型”理论，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从北方寻找中国古史突破口。东山嘴的出现仿佛一道倏然降临的指向标，大音希声般地提醒着他，中华文明起源可能会在辽西找到答案。1983年，他踏上了东山嘴的土地，并在随后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明确提示：要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地交界处多做工作，会有更惊人的发现。“苏先生称这个交界地区是考古的金三角，促使了我们当年秋天（正式）开始发掘牛河梁。”郭大顺说。

　　但他表示，江豚属于较为聪明的物种，水位的变动极有可能让其栖居点出现变迁，“过去有江豚分布的地区，如鄱阳湖的飘山段到康山段，我们九月上旬去考察时却未能发现，可能是转移到几个支流里了。”《刘梦亿百度云分享》　　许继军介绍称，目前沿江城乡供水的保障需要依靠上游水库放水来补给，因为无法确定旱情将持续到何时，“水库给下游补水也是精打细算，要留蓄一些水，以备后期冬季供水需要”。

　　原本，梁思永计划着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可以做进一步发掘。未曾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自己也患上了肋膜炎，一病两年。在那篇报告里，他无限伤感地写道：“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东北四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

　　今年系鄱阳湖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最早进入枯水期的年份。“旱涝/旱涝急转”不乏先例，但今年的“涝旱突变”情况比较罕见。许继军指出，汛期水库有防洪要求，水库水位必须降低至汛限水位，做好调蓄洪水的准备，但今年出现了两难的局面，预期的洪水没有来，却出现了严重干旱，而此时水库蓄水有限，抗旱保供水和灌溉的压力就比较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