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另一项关注重点。罗志恒指出，近年来财政形势的核心症结在于有限财力与无限支出责任的矛盾，这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越发不清晰，政府的兜底责任越发增加，具体体现为经济社会风险财政化，包括房地产风险财政化、金融风险财政化、社会风险财政化、超前承诺财政化等。因此，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职责与规模；深化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逐步上收事权和支出责任至中央政府，减轻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和财政压力，地方政府既无能力、也无动力办好外部性强的事权，逐步做实公共安全、食品药品监管、养老保险等事权的垂直管理和部门实体化。

　　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冯俏彬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用“马前卒”来形容财税改革的重要作用。她表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如果把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解为一个不断释放微观主体积极性、创造性的过程，财政体制在其中始终起着核心和枢纽的作用。

　　因为这场罕见停电，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成为了新闻主角，得到了外界的全力支援。直到12月16日夜间，向垣曲县供电的主要电源点成功复电，县城供电逐渐回归正常，黑暗与寒冷成为了过去式。《tube4xx》　　<span>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美国都在对全世界进行大规模、无差别的监听窃密，是名副其实的“监控帝国”。这种事毕竟上不了台面见不得光，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但美国人公开谈论它们时却一点没有羞愧感和负罪感，甚至还带着几分莫名其妙的“正义感”，好像对其他国家搞间谍行为，是美国独享的特权。这不是因为美国“心理素质好”，而是霸道久了后形成的无所顾忌和肆无忌惮，是“美国例外论”的丑陋表现。</span>

　　冯俏彬表示，中国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主要通过放权、经济利益的调整来激活微观主体活力，农村和企业改革中使用的承包制改革逻辑后来延伸到政府的财政关系中，这是当时实行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但到了1994年前后，中央财政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出现中央向地方借钱的怪事。“当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沪指再度失守2900点#]12月26日，上证指数跌幅扩大至0.65%，再度失守2900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均跌逾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