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郭大顺，是那次试掘工作的领队。看着逐渐露出的遗迹，他当即感觉东山嘴遗址不仅特殊，而且很不一般。“因为它南边是一个圆形的（建筑址），北边是方的，然后东西对称，有个中轴线，这很重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彼时对红山文化的认识还只限于其是与仰韶文化同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但眼前的建筑布局不仅同仰韶文化的向心式完全不同，甚至与后世的建筑布局具有诸多相似特征：“这等于跨了好几步。”

　　戴年华也认为，今年长江流域出现的旱情是周期性的还是持续性的，应有一个综合的判断。同时，他表示，鉴于鄱阳湖复杂的水情和重要的功能定位，需要包括气候专家、水文专家、生物专家等在内的多方面“会诊”。《ADN-298》　　不难发现，申报地铁对城市人口的要求便是以城区人口为衡量指标。这也很好理解，只有城区人口足够多，地铁的实际使用率才会高，人均建设和运营成本才不会那么大，产生的社会效益也就更大。

　　“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越来越成熟，我们也希望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获取更多的信息，比如对积石冢内人骨的DNA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埋在一处的这一群人，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进而认识到红山社会到底是血缘群体还是地缘群体。”

　　今年系鄱阳湖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最早进入枯水期的年份。“旱涝/旱涝急转”不乏先例，但今年的“涝旱突变”情况比较罕见。许继军指出，汛期水库有防洪要求，水库水位必须降低至汛限水位，做好调蓄洪水的准备，但今年出现了两难的局面，预期的洪水没有来，却出现了严重干旱，而此时水库蓄水有限，抗旱保供水和灌溉的压力就比较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