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据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消息，10月9日上午8时，鄱阳湖星子站回升至7.23米，其余各重要站点水位也重回7米以上。同日，江西省防指、江西省水利厅将抗旱II级应急响应调整至Ⅲ级应急响应。

　　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以三个要素作为判定文明的标准：冶金术、文字、城市。上世纪80年代，“文明三要素”随着风行一时的英国考古经典着作《最早的文明》影响至中国。而这三要素是西方从两河流域和埃及考古中提炼出来的，那是全球现代考古学的发轫之地。中国史前社会发展模式与两河流域和埃及不尽相同，同样的要素在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涵义，因此“文明三要素”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最新的三级片》　　在梁思永的东北考古因战争陷入停滞时，一位名为佟柱臣的凌源中学历史教员，凭着对考古的一腔热爱，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单枪匹马地在赤峰、朝阳进行了大量调查。1943年，他发表了《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和《凌源新石器遗址考察》等文章，大胆做出预言：牛河梁地区必有大器出现。不过，由于当时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局，加之这些文章又发表于日本报刊和伪满刊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说，多数考古学家眼中的“文明”，基本是西语中Civilization一类词的翻译，一般以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论断为据，多数情况下，将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当做大同小异的同一件事来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冯时则从中国传统来认识“文明”，《易传》《尚书》中的“文明”一词，本意是经过内心德行修养表现出的“文德”，是将人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的精神追求。因此，文明社会的状态，应该是“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和礼仪的完善而彰明”。

　　1955 年，考古学家尹达出版了专着《中国新石器时代》。根据梁思永的意见，书中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一章补说，其中指出，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自此，“红山文化”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命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