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晚，他乐此不疲地吹奏了十几支曲子，都是《梁祝》《沂蒙山小调》《春江花月夜》这类民乐曲。他翻来覆去变换吹奏角度，尝试各种宫调，力图穷尽骨笛发声的可能性，越吹状态越好，“胜于丝竹”。最后，他大胆尝试了更为复杂的“翻七调”——将一首曲牌的曲调进行七个调门的翻奏，通过七次翻奏最终返回起始调，是一种高超的民间演奏技巧。七孔骨笛完成了复杂的“七调还原”过程。刘正国得出结论：七声齐备，叹为观止。

　　前述江西省水利学会、江西省水利科学院文章则提到，未来，长江中上游水文情势变化将长期存在，江湖关系变化将进一步加剧，鄱阳湖生态功能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要解决枯水期提前的问题，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成为可选项。

　　上世纪80年代，贾湖遗址出土了一系列惊为天人的文物，比如刻划着符号的龟甲，有的字形与甲骨文几乎相同。贾湖遗址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原来八九千年前的生活并非原始与落后两个词便可概括，时人已经拥有堪称丰富的精神生活，甚至有了精妙的乐器。《人人cao》　　刘正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决定一件管乐器名称的关键，在于形制和吹法，吹法尤其重要。贾湖骨管的吹法与笛截然不同。笛无论竖吹还是横吹，都有吹孔，吹孔可以管理气流，使得声音纯净通畅。而贾湖骨管没有吹孔，两端直通，吹奏时需要稍微倾斜，气息才能畅通。如果竖吹，气息在管端受阻，发音挤压太大，是硬逼出来的声音,音量尖细微弱,音域也不够宽阔。因为吹法导致的发音方式的不同，形制类似的管乐器拥有了不同名称，比如笛与箫、管、篪的差别。他因此认为，既然贾湖骨管与笛的吹法差别甚大，应该有别的名字。

　　“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1986年7月24日夜，新华社发布了电讯，介绍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称“五千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又以三分钟的时长进行了播报，《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文章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线索”。随后，港台地区及日本、东南亚等国纷纷加以转载并配有专家采访。“牛河梁遗址的发现，等于把整个的红山文化推到了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郭明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