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门机构管理，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范围内要好一些。这个区域外面，我们新发现的一些遗址则面临一些问题，就是农村的平整土地和深耕，还有梯田。因为我们的调查发现是有限的，可能今年基于地表的保存情况没有发现，如果明年土地做了深耕，可能就会发现比较多的陶片，但是如果下一年再耕一次，这个区域就会被破坏掉，这的确对遗址保护是非常不利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我们面对的红山文化，是土质遗址和石构遗迹混合的这样一种遗迹类型，怎么保护这类的东西，我们也在做尝试。”

　　“我们也在提建议，要从防洪和抗旱统筹的角度做好水库的调度运行”，他表示，今年旱情的发生应被视为一个重要信号，到了汛期，不仅要考虑防洪，也要考虑抗旱，因此，汛限水位也应动态调整，保持一个合理的状态。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系列发现中，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根据当前的考古成果，八千年前后是另一个关键时期，有些学者称之为中华文明的起源。随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化， “上下五千年”不仅由传说变为考古学实证，“上下八千年”历史大脉络也逐渐变得清晰。《色天堂在线》　　1955 年，考古学家尹达出版了专着《中国新石器时代》。根据梁思永的意见，书中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一章补说，其中指出，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自此，“红山文化”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命名。

　　史语所考古组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考古机构。所长傅斯年在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并要求该所同仁需“去扩张材料，去学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在其成立的当年，考古组便在李济的主持下发掘了殷墟遗址，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外，干旱的预警机制，也是前置应对的一大难题。在许继军看来，长江流域防洪的意识很强，防洪预报，如洪水量级、水站水位、洪峰流量等预报也较为准确，但在干旱预测方面仍比较薄弱。/p>